这好似也是大鹏作为导演的一次证明,从《缝纫机乐队》到《热烈》,从摇滚乐到街舞,都在做先锋的尝试和表达,这种敢于人先的行动,不正是电影人对创作的热烈情感吗?老年题材电影与疾病的设置相伴本无可厚非,但诸多导演借疾病作为影片煽情的高潮戏或故事的转折点,或以疾病作为某种“隐喻”来增加影片所谓的深度,俨然遮蔽了老人生命余晖中应有的闲寂与对自身生命经验的回溯,使影片呈现得过于矫情与失真。诚如苏珊·桑塔格在《疾病的隐喻》中提示我们应当经由对疾病的了解,去了解自身及其隐喻下所蒙昧的真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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